1974年6月10日，清晨五点半，北京城的天空刚泛鱼肚白，康克清在卧室外踱了几步，还是决定把朱琦去世的消息暂时压下。屋里，88岁的朱德还在翻阅文件，时不时咳两声，谁也不忍心把噩耗当场摊开。十天过去，朱德一句“什么时候让我去医院看看他”让所有人心口发紧，瞒不住了。6月20日晚，康克清只说了四个字：“人走了。”老人愣坐沙发，指节发白永華证券，好半晌才挤出一句：“太可惜。”
此后半个月，府里冷清得出奇。为稳住朱德，组织部紧急调回正在北海舰队服役的三孙子朱全华。8月初的夜车把小伙子送回中南海，一身海魂衫还带着咸湿海风。刚跨进门，就被追问：“回北京办啥事？开会还是取资料？”朱全华支吾，没敢亮底牌。
两个月里，朱德察觉孙子总不离京，心里起疑。一次饭后，他放下筷子，淡淡一句：“说罢，为什么不归队？”朱全华瞄了康克清，无奈吐真：“首长担心您没人陪，批准我先留京。”话音未落，朱德脸沉了，“马上回部队，我不要孝子贤孙，要的是能打仗的兵！”
朱全华被训得站直永華证券，房里静得只听见秒针走动。康克清轻声劝：“他回去，您身边可就没人照顾了。”朱德摆手，“组织上有专人负责起居，我的家事也是国家事，不许动摇原则。”
两天后，军委干部局负责人到府上沟通。朱德拄着拐杖，语气铿锵：“年轻人泡在机关久了只会长毛病，别让他们在我身边学当老爷。”见对方还想解释，朱德抬手打断，“海防线需要士兵，不需要陪护队。”
最终批文下达：朱全华腊月二十九启程，赶回南京基层舰队。除夕夜前，北京的冷风掠过中南海，院里只剩两位老人相对而坐。康克清拉好窗帘，茶水冒着热气，朱德默默看着门口，仿佛听见列车汽笛远去的低鸣。
谁都想不到，三十年前，这位老总司令还在山东莱阳的小站上偶遇开火车的儿子朱琦。那是1953年夏季，朱德下部队调研，列车加水时他下车散步。列车长通知：本次评模司机朱琦请与首长见面。满脸煤灰的年轻人一踏进车厢，惊喜堵在喉头，“爸！”——那是父子第一次在岗位上相遇。朱德拍拍座椅上被蹭的黑印，“脏点怕啥永華证券，技术练到家，人民才放心。”一句话，让列车员们直说老总接地气。
更早些，1940年代延安的夜晚，朱琦曾因多坐了一趟首长车被父亲严厉呵斥。“脚踏板是卫士岗位，谁给你特权？”朱德斥责完，叫儿子连夜步行回驻地。一路黄土飞扬，朱琦跑得满头汗，却再没占过特殊。
家教之严，源自朱德立下的“五心”规矩：恒心、忠心、热心、爱心、公心。建国后，他把女儿朱敏请出中南海，“房子是国家的，工作了就该住集体宿舍。”朱敏一住就是四十年；把儿子劝去石家庄铁路局，“副团职是组织给的面子，技术是自己立身的根。”
几十年，朱德固守那条老理：子女必须自食其力。日常开支，他亲自过目；账本，他不定期抽查；衣服补丁摞补丁，他毫不在意。抗战时期，他甚至因囊中羞涩写信向好友戴与龄求助接济老母。母亲去世后，他把孝心全部转向祖国，“老人功成身退，后辈当扛旗前行。”
1974年除夕前夜，腊月二十九。朱全华拎着军包，敬完最后一个军礼，转身上车。康克清目送良久，轻声说：“老总，他走了。”朱德点头，“走得好。”窗外爆竹声零星传来，北京的夜灯一盏盏亮起。老人抬头，眼里没有泪，也没有浓重的哀伤，只有倔强的光。旁人不解，他却笃定：个人的悲欢不能耽误国家的路程，哪怕是朱家的孩子，也要奔赴人民最需要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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